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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债与政府债藕断丝连 转型遭遇稳增长压力

(原标题:平台债与政府债藕断丝连 转型遭遇稳增长压力)

地方政府长期依赖融资平台公司(下称“平台公司”)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潜藏风险,早被中央叫停。但在近两年稳增长压力下,一些地方越线继续通过平台公司举债现象时有发生,旨在遏制这一风险蔓延的监管风暴刮起,一场清理包括地方借平台公司变相举债的行动正在全国展开。

中财-鹏元地方财政投融资研究所执行所长温来成告诉第一财经,随着2015年新预算法施行,法律意义上平台公司新增债务不属于政府债务,平台公司或关闭或转型,但在稳增长压力下,平台公司转型困难动作缓慢,总体债务仍然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隐性风险有所加大,今年一系列监管动作的目的就在于控制这一膨胀的债务风险,推动平台公司转型,切割平台债与政府债务关联。

平台债隐藏风险

平台公司是指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等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

在财力紧缺和发展经济矛盾下,为了筹集市政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平台公司成为了地方政府筹资主渠道。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下,为了稳增长中央政府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地方需要配套提供2.8万亿巨额资金,在央行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组建投融资平台来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背景下,平台公司高速发展。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近日发表《硬化预算约束是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关键》一文称,城投债的发行规模在2008年以前一直较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推行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促进了地方融资平台的数量和融资规模的快速扩张。截至2016年12月底,全国31个省份未到期城投债共有6850只,债券余额为7.37万亿元。未来五年平均每年需要偿还约1.2万亿元,其中2019年至2021年将面临债券集中到期的情况。市、县、乡(镇)级政府融资平台债券增长迅速。

由于担心运作不规范的平台公司高速发展引发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2010年以后国务院发文对平台公司进行清理整顿,加强管理。但随后几年平台公司举债规模依然大幅增加。

2013年12月底审计署披露的全国性债务审计结果中,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约为17.89万亿元,其中7170个平台公司作为举债主体借债约为6.97万亿元,占地方政府性债务比重为38.96%。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郑春荣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平台公司高管一般是政府官员出身,决策体现的是政府导向而非市场导向,市场管理能力较差,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责任主体不清晰。公益性和非营利性资产也弱化了公司现金流和盈利能力,风险较大。“前几年去调研时甚至碰到一种情况,一套地方政府人马手握几个印章,同时开几家平台公司来举债。”

为了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防范债务风险,堵住地方政府利用平台公司融资这一灰色渠道非常紧迫。

2014年8月,修订了10年之久的新预算法获通过,首次明确了地方政府举借债务唯一合法渠道是发行地方政府债券。10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意见》(国发[2014]43号文),正式提出“剥离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平台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债务”。由此,主要承担政府融资职能的平台公司开启了一轮转型之路。

今年3月底,财政部先后曝光并严厉问责重庆、山东等地违法违规举债担保现象。4月底,财政部联合多部委发文加强平台公司融资管理。6月中旬,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发文加强平台公司管理,强调今后平台公司不再具备政府融资职能,不得再新增政府债务。其他地方也相继发文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重庆发文释放了积极信号。中诚信国际公共融资评级部总经理王娟对第一财经称,重庆上述发文想要解决平台公司的公益性债务释放了可喜的信号,即地方政府希望解决平台债务。但同时强调清理平台公司的公益性资产时不能引发重大的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也意味着平台公司转型仍然是一个缓慢过程。

转型缓慢

温来成说,在处理好平台公司存量债务基础上,当时财政部给了平台公司三条出路:对只承担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且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偿还债务的“空壳类”平台公司,直接撤销。对长期承担公益项目建设、运营职能的实体类平台公司,可以转为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公司,其债务由项目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举借和偿还,政府按照事先约定,承担特许经营权给予、财政补贴、合理定价等责任,不承担偿债责任。对于承担一定政府融资职能的经营效益好的“商业类”平台公司,完全推向市场,转为经营性国有企业,不得为政府融资。

财政部驻湖南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近期撰文称,调查发现,受经济增长路径依赖和借新还旧的影响,2015年以来平台公司债务规模仍然呈现出快速扩张的势头,融资资金基本用于地方政府公益性项目或存量政府性债务借新还旧,偿债高度依赖地方政府项目投资拨款或补贴支出;同时,平台公司转型缓慢,市场定位不清晰,主营业务尚未形成,长期盈利和短期偿债能力都不足,潜在风险不容小视,进一步加强监管势在必行。

“平台公司转型进展缓慢,困难重重。主要由于在近些年经济下行压力下,地方既要保增长又要促稳定,对平台公司清理的力度上因此有所控制。2015年相关部门事实上放宽了平台公司举债标准,救活了一批平台公司。另外,在平台公司存量债务处理上也存在争议,一些平台公司人士认为平台债务就应该属于政府债务,一些官员也持有这样的观点,因此推进动作缓慢。”温来成说。

王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平台公司转型并没有太多实质性进展,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平台企业都发债,一旦公司转型涉及资产、股东变动等导致债券评级下调,地方政府往往会放弃,转型计划因此搁置。从平台公司发债规模来看,2016年比2015年增长30%,从品种来看,公司债和企业债的发行规模基本上翻番,增幅非常大。

由于平台公司难以真正转型,在融资饥渴下,一些地方继续借道平台公司违法违规融资担保。

财政部3月份披露的重庆市政府处理下属黔江区政府违法违规举债担保情况显示,重庆市黔江区政府于2015年8月批复同意当地平台公司——黔江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黔江城投”)向贵州中黔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融资。同年11月~12月,黔江城投获得融资款0.55亿元。经区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批准,区财政局提供了协调资金支付融资产品本息的承诺函。

温来成表示,2015年实施的新预算法就已明确,地方政府举借债务一律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方式筹措,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且不得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以任何方式提供担保。上述黔江区违法违规举债担保行为是明知故犯。

重庆市政府已经对此严肃处理,黔江区财政局局长、黔江城投董事长等相关负责人遭撤职。不仅仅是重庆,山东、四川、河南、内蒙古、江苏等地个别地方也遭财政部发函问询,核实处理违法违规举债担保问题,山东已经给出处理意见,更多地方也将公布处理结果。

清理整顿加快转型

对于这些乱象,4月底,财政部联合发改委、司法部、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下称《通知》),再次厘清地方政府与平台公司的边界,规范地方政府注资行为,规范金融机构提供融资行为。并要求在今年7月31日之前,地方政府对不规范融资担保行为清理整改到位。包括江苏等地发文要求在7月31日前完成政府融资担保清理工作,逾期不整改将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西部某县财政部门人士表示,目前当地正在整改。东部某地市级财政部门官员告诉第一财经,当地已经对这些不规范融资担保行为清理完毕,撤回了一些违规出具的承诺函、担保函。

《通知》强调,推动平台公司尽快转型为市场化运营的国有企业、依法合规开展市场化融资,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干预平台公司日常运营和市场化融资。进一步健全信息披露机制,平台公司在境内外举债融资时,应当向债权人主动书面声明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并明确自2015年1月1日起其新增债务依法不属于地方政府债务。

地方政府不得将公益性资产、储备土地注入平台公司,不得承诺将储备土地预期出让收入作为平台公司偿债资金来源,不得利用政府性资源干预金融机构正常经营行为。同时,金融机构为平台公司等企业提供融资时,不得要求或接受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担保函、承诺函、安慰函等任何形式提供担保。

“近期对违法违规担保举债的处罚和上述《通知》都体现了中央坚决制止地方违法违规举债的决心,通过严格执法有望堵住平台公司等灰色融资渠道。”温来成说。

为落实上述规定,重庆、四川、广东等地下发文件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尤其是平台公司。

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在6月公布《关于加强平台公司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着力清理并分类处理平台公司债务,并规范政府注资行为。

比如,对于平台公司存量政府性债务,依规通过政府债券等方式分类妥善处置。今后,平台公司不再具备政府融资职能,不得再新增政府债务。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单位不得为平台公司融资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和承诺,不得安排任何单位为平台公司“借壳”融资。

而对于未纳入政府性债务管理的公益性项目债务,按照与平台公司签订的合同协议约定,履行配置资产、授予特许经营权、支付政府购买服务及财政补贴资金等责任。对以内部文件、会议纪要等方式委托平台公司实施的公益性项目,要补签合同、协议,完善相关手续,明确政府和平台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

王娟认为,这透露出了地方政府开始认真处理平台公司债务,包括存量政府性债务和其他公益性项目投资相关债务,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信号。

上述财政人士表示,目前当地的平台公司已经转型为市场化竞争的实体类公司,仍会承担部分公益性职能,比如依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承担棚户区改造。

穆迪大中华区信用研究分析主管钟汶权告诉第一财经,地方政府此前通过注入土地、公益性资产来支持平台公司融资,现在《通知》明确堵住了这些渠道,地方政府很难像以前那样通过支持平台公司来为政府融资。中央政府也开了前门来让地方政府融资,比如最近为地方政府推出的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地方政府利用平台公司为政府融资的动力相应减小。

另一个促进平台公司转型的事件是地方政府发行政府债券来置换存量债务接近尾声。中央政府计划2018年完成14万亿元的置换债券发行,不少平台公司存量政府性债务正是依靠这一置换债券来剥离。

钟汶权认为,当置换债券计划完成后,理论上中央政府对平台公司债务不负有偿还责任,这也驱动平台公司改变。

根据去年国办印发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对于非政府债券形式的存量政府债务,如果债权人不同意在规定期限内置换为政府债券的,仍由原债务人依法承担偿债责任,对应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由中央统一收回。地方政府作为出资人,在出资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

“最近的政策再次表明中央政府希望堵住地方政府通过平台公司融资渠道,从而降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在这个政策环境下,平台公司信用将与地方政府信用拉得越来越远。”钟汶权说。

挑战重重短期难转型

在稳增长、防风险背景下,不少接受第一财经采访的专家认为,平台公司转型仍面临不少挑战,需要一个过程。

重庆上述加强平台公司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在提及平台公司转型所涉及的公益性资产清理剥离工作时,要求每一项公益性资产的剥离都要有周全、可操作的方案并进行风险评估,不得因剥离资产引发平台公司重大财务风险及金融风险。

王娟表示,这其实也说明平台公司转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温来成认为,7000多家平台公司完成转型估计需要5~10年的时间。

李扬在上述文章中称,虽然新预算法和国发[2014]43号文对地方政府债务作出了严格规定,但在现实中,要真正区别融资平台的属性和定位相当困难。也就是说,相比于非城投公司的一般国有企业,城投公司还是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信用的支撑,其信用独立性尚未实现,在债务评估中必须予以考虑。

“客观说,祈望地方融资平台在短期内转型并不现实。所以我们看到,原有的融资渠道或已堵住,一些新型的融资手段却正通过政府投资基金、专项建设基金、政府购买服务、PPP项目等形式出现在市场上。”李扬在文中称。

王娟认为,平台公司转型非常关键一点是存量债务如何处置,目前的政府债务置换额度覆盖不了平台公司债务,覆盖不到的这部分平台公司债务如何化解是一大难题。“地方政府债务整个置换额度是14万亿,而目前平台公司债务有20多万亿元,债务置换不能完全覆盖平台债,而且置换的时点能否与债务到期实现匹配也是一大问题。”

除了平台公司存量债务解决挑战不少,如何真正疏通地方政府正规融资渠道,满足地方政府合理融资需求,从而真正放弃平台公司这一非法融资渠道也是一大挑战。

一直以来,地方政府承担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过多,在政绩冲动、稳增长压力下,地方为了经济发展而筹资。新一轮的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希望适度上收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从而缓解地方支出压力。但目前这一改革进展相对缓慢。

温来成认为,要想真正堵住地方融资“后门”,还需要加大开“前门”力度。目前地方政府债券1.6万亿元额度还不能够满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未来额度可以适度扩大。另外,在条件成熟下未来发债主体可以下移给一些大城市,并推出更多的分类专项债券,比如市政、交通等。

上述市级财政官员就表示,通过省级政府代发的政府债券融资额度,完全满足不了地方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融资额,希望以后能够让市级政府自主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让市场来约束地方发债行为。

财政部湖南专员办建议,整合历年平台公司监管成果,尽快出台平台公司管理和监督办法,完善监管机制,划定转型“底线”,制定转型时间表,督促地方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推进平台公司转型。去年5月,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公开表示,正在抓紧研究出台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相关制度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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